毛泽东主席与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一)至(四)
2024年5月21日至24日,《中国西藏网》陆续发布了关于《毛泽东主席与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四篇独家采编文章,本期,我们汇编形成《毛泽东主席与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一)至(四)》专题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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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与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一)高瞻远瞩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讲道:“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对于西藏人民而言,毛泽东主席又是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主要决策者。
回首往昔,重温毛主席对西藏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感受中国共产党解放西藏、经营西藏、建设西藏的厚重历史,感受毛主席作为第一代领导核心浸润于西藏大地长留人民心中的深恩厚泽。
高瞻远瞩,及时决策和平解放西藏,完成了祖国大陆的全部统一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自古以来,西藏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势力利用政治渗透、经济掠夺、军事侵略、培植亲信等手段,步步侵入西藏地区,加之西藏地方政府中分裂势力的分裂活动,使西藏深深陷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之下。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封建农奴制度的压迫,给西藏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驱逐帝国主义势力,解放西藏人民,变革腐朽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是西藏人民的迫切愿望,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客观要求。
1949年2月,毛主席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会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指出: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西藏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
1949年下半年,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祖国大陆除西藏外基本上获得了解放。此时,西藏地方政府中分裂主义分子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阴谋策划“西藏独立”,悍然制造“驱汉事件”,妄图乘国民党政府覆亡之际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毛主席高瞻远瞩,及时作出了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
1949年8月,毛主席电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指出:在解放甘肃、青海的同时,要考虑解放西藏问题。毛主席对西藏地方当局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授意下驱逐国民党办事处人员和在拉萨经商的汉人非常关注,指示新华社发表社论,强烈谴责美、英帝国主义企图乘国民党败亡之际吞并我国领土西藏的阴谋,严正指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羁留于青海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十世班禅)致电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11月,班禅堪布会议厅致电毛主席“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同年11月23日,毛主席亲自草拟了给班禅的电报,指出:“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毛主席的这一复电,给予西藏人民和广大爱国人士以巨大鼓舞。
在全国各族人民都在期盼着西藏早日解放之际,毛主席以他无产阶级战略家的伟大气魄和胆识,缜密地筹划着加快解放西藏的战略部署。1949年底,毛主席从各种情报中得知,西藏地方当局正在调兵遣将,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陈兵金沙江。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华势力也在摇唇鼓舌,内外反动势力沆瀣一气,妄图制造“西藏独立”的既成事实。西藏地方当局制造“驱汉事件”、帝国主义势力插手西藏和班禅堪布厅“速发义师,解放西藏”的迫切要求,说明局势已到千钧一发的地步。在此关键时刻,毛主席在访问苏联的途中致电中央,强调“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当西北局提出解放、经营西藏担负主要责任尚有困难时,毛主席则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及时作出战略调整,指出:“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五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在此电中,毛主席还就进军的具体路线、军事部署、政治工作等进行了周密地安排。西南局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确定由十八军进军和经营西藏,同时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由青海、新疆、云南各派一部配合进军西藏。
1950年5月11日,西南局根据各方面调查的情况分析,认为“争取西藏和平解决的可能性较前增大”“除继续加强进军的军事准备外,拟特别加强政治工作”,包括派人入藏,并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藏语节目,着眼于争取西藏上层等。为了同西藏当局谈判,西南局拟定四项条件上报中央。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审阅西南局的电报后,指出:“在解放西藏的既定方针下和军事进攻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以加强政治争取工作是完全必要的。这里基本的问题,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
西南局认真领会毛主席的指示,由邓小平亲自起草,将原来的四项扩展为十项条件,于5月27日上报中央。毛主席在审阅后批复:“除第八条应加‘西藏领导人员’数字外,均可同意。”至此,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一个重大的,以和平解放为基本任务,辅以军事行动的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已全部形成。
解放西藏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是有利于维护中国统一,有利于西藏人民,有利于西南边疆稳定的好事,受到了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然而这一正义的事业却遭到了外国势力的无理干涉。当中央作出解放西藏的重大决策、人民解放军准备进军西藏时,国际上一些势力感到十分恐慌,1950年初,西藏当局在英印势力的鼓动下,派出所谓“亲善使团”到一些国家游说。同时派人到香港,并于1950年3月15日、4月10日致信毛主席,要求派代表赴香港谈判相互关系问题。毛主席十分明确地批示:“西藏代表必须来京谈判,不要在港谈判”,明确了处理西藏问题的立场。
西藏地方当局在外国势力的支持拒不到北京谈判,在扣押从青海进藏的劝和团成员同时,残忍毒害了前往劝和的格达活佛。印度建议西藏代表团同中国新任驻印度大使谈判,并和英方阻止了夏格巴等人前往香港。1950年9月14日,新中国首任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代表中国中央政府接见夏格巴等人,明确告其西藏当局必须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人民解放军即将向西藏进军,西藏代表团务必于9月20日前到达北京,否则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此时,解放西藏已经刻不容缓。
按照既定计划,人民解放军于1950年10月6日至24日发起了昌都战役,一举击溃了布防于金沙江畔的西藏地方武装主力,昌都重镇解放。昌都战役的胜利,使西藏地方政府内部矛盾加剧,狂妄坚持抗拒中央政府的摄政达扎下台,十四世达赖提前亲政。形势的变化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条件。
昌都战役胜利后,美英印等外部势力企图干涉,印度指责我解放昌都。毛主席义正词严地指出:“西藏为中国内政问题,任何外国无权过问。”“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地方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印度的外交干预失败后,即派兵进占达旺,并陆续侵占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
此时,美国也极尽所能,一面操纵国际舆论,大肆诬蔑中国“侵略”西藏,一面策划联合国进行干涉。1950年11月15日,在美国国务院的唆使下,萨尔瓦多政府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干涉中国西藏的提案,荒谬地诬蔑中国的“入侵”。此提案在联合国辩论中因遭到多数国家反对而搁置,美国干涉中国解放西藏地方的图谋破产。挫败外部势力的干涉,是与毛主席的坚定立场分不开的。
1951年2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的代表团赴北京谈判。在和谈过程中,毛主席极为重视和关心谈判的各项事宜,多次接见在京的西藏上层人士,并经常过问谈判中的具体内容和细节,以利促成协议的签订。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在北京签订。
《十七条协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实践结晶,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解决国内复杂民族问题的典范。它正确地回答了在西藏这样特殊地区如何处理涉及国家长远利益的战略问题。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协议又体现了中央对西藏上层的博大胸怀。
协议签订的当天下午,毛主席听取了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关于协议签订工作情况的汇报。毛主席说:“好哇,办了一个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要靠我们的努力。”同时毛主席叮嘱张国华:“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协议签订的第二天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参加和平谈判的西藏代表团,进行了亲切的谈话。晚上,举行盛大宴会。毛主席在宴会上说:“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5月28日,《人民日报》用藏汉两种文字对外公布协议的全文,并报道了和平谈判的经过。同时发表题为《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社论,指出这是西藏人民从黑暗和痛苦走向光明和幸福的第一步。这篇社论是毛主席亲自审阅修改定稿的,具有极高的政策性和策略性。
不久,毛主席指示张经武为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前往西藏亚东做达赖等人的工作。在张经武代表的耐心劝说下,达赖返回拉萨,并在10月24日致电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按照协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巩固国防。以十八军为主力的进藏部队陆续向西藏腹心及各边防要地和平大进军。到1951年底,人民解放军各路进藏部队按照预定部署,完成了进驻拉萨和各边防要地的任务,祖国大陆实现了统一。
来源:《中国西藏网》;发布时间:2024年05月21日
作者:车明怀
毛泽东主席与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二)关心人民疾苦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讲道:“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对于西藏人民而言,毛泽东主席又是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主要决策者。
1949年,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西柏坡与斯大林特使米高扬会谈时,第一次谈到西藏的解放问题,到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毛主席一系列高瞻远瞩的“进军西藏、经营西藏”决策部署,为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和后期实行民主改革、民族区域自治指明了方向。重温毛主席对西藏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解读中国共产党解放西藏、经营西藏、建设西藏的厚重历史,感受毛主席作为第一代领导核心浸润于西藏大地长留人民心中的深恩厚泽。
关心人民疾苦,重视协议的维护和执行,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倾注了大量心血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党中央和毛主席确定了党在西藏的主要任务,即:积极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做好影响群众的工作,为全面执行《十七条协议》而努力,并首先从保护人民的利益、做符合民心的事着手。针对西藏经济、文化、教育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困的状况,毛主席指示进藏部队,一面进军,一面生产建设,一面修路。
当时,西藏根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路,进藏物资需要人背马驮,物资供应十分困难,许多战士因冻饿而长眠在高山深谷、雪窝草滩之中,尽管如此,进藏部队还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在进军西藏开始,毛主席就指示西南局“进军西藏、不吃地方”。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西藏工委和进藏部队迅即做出节衣缩食、开荒生产的决定。1951年11月开始,进藏部队还未洗掉征尘,便开展大规模开荒生产运动,先后建立了七一农场和八一农场。
1952年4月,毛主席针对西藏工作作出了详细的指示:“我们唯靠两条基本政策,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并以此影响群众,这是最基本的环节……第二条可以做和必须做的,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争取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善。”这一指示意义极为深远,着眼于发展西藏经济,改善人民群众生活。
在“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和“生产与筑路并重”方针的指导下,进藏部队开荒生产取得了明显成绩。从1952年到1954年,进藏部队开垦荒地61000亩,修筑水渠20000多米,收获粮食85万多公斤,收获蔬菜和土豆近700万公斤。进藏部队还帮助藏族群众抗灾救灾,医治疫病。进藏部队走到哪里,就把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带到哪里,使人民解放军赢得了毛主席派来的“菩萨兵”的赞誉。
毛主席十分同情处于悲惨生活困境中的农奴和奴隶,改变这种困境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但西藏现行制度的改革又不能太急,要征得上层人士的同意。1955年10月23日,毛主席在接见西藏地区参观团、西藏青年参观团负责人时讲到:“有人怕改革,其实内地经过改革以后,也并没有怎样不好。”他对噶雪·曲吉尼玛、拉鲁·次旺多吉说:“你们信佛教,释迦牟尼原来也是贵族,是个王子,但他和人民一起搞改革,得到人民的拥护,因而人民就纪念他。你们可以学释迦牟尼的办法,生活还会比释迦牟尼过得好一些,因为释迦牟尼那时候没有共产党,没有人民政府。”“西藏几年来有进步,每年都有进步。西藏今后是会发展的,人口要发展,财产要发展,文化教育也会发展……你们要学释迦牟尼的样子,为广大群众着想,为全西藏人民谋利益。”
当时,参加谈话的代表团成员都很激动,表示一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办。噶雪当即就说:“只要跟着毛主席走,生活是会比过去好的,后代比我们更要好。”
为加强党在西藏的组织建设和贯彻执行协议,1951年底,毛主席指示尽快建立健全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机构。1952年3月,包括各方面进藏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在内的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张经武为书记,张国华、谭冠三、范明为副书记。
按照《十七条协议》规定:“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通商贸易关系”,中央收回了西藏地方的外交权,通过商谈取消了印度、尼泊尔在西藏的特权,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发展了中印、中尼友好关系。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极力反对《十七条协议》。趁进藏部队立足未稳之际,一面拒绝按照《十七条协议》规定为解放军采购部分粮食,企图饿走进藏部队;一面组织人员包围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驻地和解放军营地,威胁和袭击爱国人士,不断制造事端。
毛主席高度关注西藏形势,连续以中央名义多次电告西藏工委,指出:“我们在目前不仅没有全部实行协议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议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议的上层基础,勉强实行,害多利少……我们则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等好事,以争取群众,等候时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定的问题。”
西藏工委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把坚持协议的原则性同执行中的灵活性结合起来,确定了“以争取达赖集团为主要任务,同时坚定地团结班禅集团和壮大左派,争取中间派,分化和争取右派”的统战方针,许多中间人士开始向爱国进步方向靠拢。
通过广泛接触上层人士、寺庙喇嘛,发放布施,促进达赖和班禅之间的团结,建立拉萨小学董事会以及青年、妇女文化联谊会和学习会等群众组织,组织各种团体到内地参观访问,加强同上层人士的广泛联系,党在西藏的统战工作和民族政策不断取得重大胜利。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达赖、班禅联袂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9月11日,毛主席接见了达赖和班禅,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达赖和班禅当时都很激动,认为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是终生难忘的事。在1954年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上,达赖、班禅分别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会后,达赖、班禅还赴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和东北等城市参观。达赖、班禅近一年的内地之行,密切了西藏地方同中央的关系,增强了汉藏之间的团结和藏族内部的团结。
1954年12月25日,康藏和青藏两条公路同时通车到拉萨,毛主席亲笔题写了“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建设祖国”的祝词。康藏、青藏公路的通车,初步改变了西藏长期封闭的现状,对于发展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缓解西藏物资供应困难,改变人民生存艰难状况,巩固国防,保卫边疆,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为巩固维护和执行协议的成果,建立包括西藏各族各界人士在内的政权机构。1955年3月,国务院研究通过了《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毛主席致电达赖、班禅和筹委会:“我愉快地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热忱地希望西藏各阶层人民在你们指导之下更加团结和进步,在发展西藏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上获得更大的成就。”
为庆祝自治区筹委会成立,中央派出了以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为团长,由中央各部委负责干部,各民主党派代表、17个民族的代表,以及翻译组、新闻记者组、电影摄制组、卫生组、电影放映队、歌舞团、京剧团、杂技团等800多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拉萨祝贺。这样一个高规格的庞大代表团入藏,在中央和西藏地方关系史上是空前的,充分显示了党中央、毛主席和全国各族人民对西藏各族同胞的关心关爱和兄弟般的团结。
早在自治区筹委会成立之前,在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关心下,国务院先后作出了《关于帮助西藏地方进行建设事项的决定》《关于西藏交通运输问题的决定》《关于西藏金融贸易工作几项措施的批复》,同时邀请了多批西藏赴内地参观团,促进了西藏的建设,增进了西藏社会各界对内地各省市的了解,体现了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这一时期,由于邻近西藏几个省的民族地区相继进行民主改革。受此影响,西藏工委也产生了急于改革的想法,并开始尝试在全区进行民主改革的宣传和准备。此事引起了西藏部分上层人士的骚动和不安,反动势力也乘机造谣生事,同时在暗中组织和策动局部叛乱。毛主席客观地分析了西藏的政治形势,认为西藏的改革条件还不成熟,勉强去做就势必出乱子。
1956年9月4日,中央正式发出《关于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指示》,提出了“六年不改”的方针。西藏工委坚决贯彻中央“六年不改”方针及一系列重要指示,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使上层人士中的多数情绪逐步稳定下来,顾虑有所消除,愿意继续同共产党合作共事,参加自治区筹委会的各项工作。
毛主席始终把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作为决策西藏工作的重心。他要求进藏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严格执行《十七条协议》。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藏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在做好统战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做好影响群众的工作,免费为群众治病,稳定市场物价,发放无息农牧业贷款,进行救灾、修路、办学等。办了许多好事,让广大藏族群众亲身感受到共产党和解放军给他们带来的好处,逐步消除了心里的疑惧,增强了藏汉民族团结。
执行协议的过程,凝聚着毛主席的心血和智慧,体现出党中央、毛主席对西藏人民的亲切关怀。在事务非常繁重的情况下,毛泽东亲自起草有关西藏工作的文稿、电报就有一百多件。毛主席要求西藏工委在工作中必须执行“慎重稳进”的方针,切忌急于求成。还多次指示西藏工委,西藏相关的各项工作,必须事先报告中央,经过批准,然后执行。
正是这些切身的关心关怀,让西藏各族人民群众感受到了温暖。他们称颂共产党、毛主席是“大救星”“大恩人”,称颂解放军是“菩萨兵”,把翻身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和解放军身上。
来源:《中国西藏网》;发布时间:2024年05月22日
作者:车明怀
毛泽东主席与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三)指导西藏民主改革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讲道:“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对于西藏人民而言,毛泽东主席又是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主要决策者。
1949年,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西柏坡与斯大林特使米高扬会谈时,第一次谈到西藏的解放问题,到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毛主席一系列高瞻远瞩的“进军西藏、经营西藏”决策部署,为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和后期实行民主改革、民族区域自治指明了方向。重温毛主席对西藏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解读中国共产党解放西藏、经营西藏、建设西藏的厚重历史,感受毛主席作为第一代领导核心浸润于西藏大地长留人民心中的深恩厚泽。
悉心指导西藏民主改革,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制度保障
变革西藏旧的社会制度,实现百万农奴的彻底解放,既是十七条协议的应有之义,也是人民群众的愿望所在。为了早日实现和平改革,救百万农奴于水火之中,中央及西藏工委反复向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做解释工作,耐心等待。
然而,西藏上层反动势力视党的政策为软弱,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上层反动分子,违背历史潮流和西藏广大人民的意愿,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果断决定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彻底平息叛乱,同时坚决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
3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坚决平定西藏叛乱的政治工作指示》,指出:“为了较快地、彻底地平定西藏叛乱,必须把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强调平叛部队要“随时随地注意遵守群众纪律,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以模范的行动去影响和争取西藏人民。”“对于爱国的西藏上层人士,应积极进行统战工作,争取他们进一步靠近我们”“要把参加叛乱的分子和一般的藏族人民严格区别开来;在叛乱的反动集团中,又必须把坚决反动的骨干分子和胁从分子区别开来,以利于争取群众,分化和孤立敌人。”
西藏工委、军区坚决贯彻中央、总政的指示,把平叛斗争和领导人民实行民主改革作为中心任务。平叛是改革的必经步骤和必要手段,只有消灭叛乱武装,推翻反动统治机构,才能打开发动群众的局面,为实现改革扫清障碍,铺平道路。改革是平叛的必然要求和根本目的,只有彻底摧毁封建农奴制度,解放西藏劳动人民,才能摧毁滋生叛乱的社会基础,巩固平叛的成果。
党中央、毛主席十分关心西藏的形势,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政府宣布因西藏上层反动分裂分子的叛乱,“中央原来决定的六年不改的政策,自然不能再继续执行下去。”
毛主席指出:“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这个“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西藏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指参加叛乱的人数),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经毛主席批示同意,中央于1959年3月22日发出《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现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草案),明确指出:民主改革要“依靠劳动人民,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有步骤、有区别地消灭封建农奴制度。”“西藏地方政府拥有的耕地必须分给农民所有,其债务、乌拉和差役应予废除。对于贵族的封建占有制也要一律废除。但在作法上应根据他们的政治情况,加以区别对待……对于在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中表现进步并且政治上还有较大影响的进步分子,可采取赎买的办法”。中央对牧区、寺庙的民主改革以及对待工商业等方面的问题,也都做出了具体规定。这些规定,为西藏的民主改革指明了方向。
全面平叛初期,正值西藏高原春耕播种季节,那时民主改革尚未展开。农奴群众既高兴又焦急。高兴的是将要实行改革了;焦急的是正值春耕大忙季节,一些领主因参加叛乱不再经营土地了,农奴缺少种子、耕畜、农具等,难以播种,如果地种不上,秋后没饭吃。对此特殊情况,西藏工委立即报请党中央和毛主席批准,宣布没收原西藏地方政府和参加叛乱的贵族、寺庙的土地,实行谁种谁收;对未叛的贵族、寺庙的土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保证了当年农区适时春耕播种。
毛主席极其关心西藏及涉藏地区的情况和民主改革政策的确定问题,于1959年4月7日致信国家民委副主任汪锋,索要有关西藏及涉藏地区情况的十三个方面的材料,以便于对西藏的民主改革及时指导。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西藏工委讨论拟定了《关于在当前平叛工作中几个政策问题的决定》,就接管旧政权、调整行政区划、对旧官员和对叛乱分子的处理、交通运输、财经工作、涉外事宜、收缴枪支、建立地方武装、农牧区工作、寺庙改革、组织机构和干部的调配等13个方面,制订了一系列政策。中央于5月31日批准了这个草案,认为所定的各项政策都是正确的。中央指出,改革将在充分照顾西藏地区特点的条件下进行,把自下而上的充分发动群众同自上而下的协商结合起来。中央指出,西藏民主改革分两步走。第一步以“三反双减”为内容,第二步以分配土地为内容。明令宣布废除乌拉差役制度,废除高利贷,废除农牧民的人身依附;没收参加叛乱的贵族、寺庙及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土地,由原耕农民耕种。按照毛主席的多次提议,中共中央创造性地决定了对没有参加叛乱的贵族的土地和多余的农具、耕畜、房屋实行赎买政策。
这些改革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革命不平衡性的特点,正确处理民族地区共性与个性,特殊与一般的结果,是党的民族政策在特定时间、地点灵活应用的充分体现。特别是在全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西藏统治阶级采取的特别温和宽松的一系列政策,体现了党中央对西藏民主改革的慎重态度,对西藏社会的历史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
毛主席密切关注西藏社会变革,1959年5月7日,他在同自治区筹委会班禅、阿沛等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你们对西藏改革的问题,有什么意见?西藏是不是需要改革?(班禅:我认为西藏改革是肯定的,不实行改革,西藏无法发展……)改革的政策需要商谈,而且需要确定下来。建议你们在北京同民委和张经武同志先商量一下,回到拉萨后,再更具体地商量。”“你们和他们不同,站在我们方面。还有中间派,是动动摇摇的。还有右派,没有同我们打。只要不同我们打,就还留有余地,你们就要对他们做工作。你们对中间派、右派做工作,比我们讲话好。”
为了深入细致地搞好民主改革,1959年9月5日,西藏工委和到西藏进行调研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汪锋,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了关于西藏民主改革中的若干问题。这两个报告得到中共中央的原则批准。随后,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废除封建农奴主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决议》和《关于西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的实施办法》等重要文件。西藏工委通过了《关于牧区工作的指示》《关于三大寺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关于划分西藏农村阶级的方案》《关于西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方案》《关于执行赎买政策的具体办法》等一系列的具体政策规定,并获得中央批准。
西藏各地、各单位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指示,积极稳妥地开展工作,并严格地进行了复查,从而保证了民主改革任务的健康发展,顺利完成。
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农奴主所有制,广大农奴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劳动者可以在属于自己的耕地和牧场中劳动收获,并取得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自由支配的权利。西藏民主改革的胜利,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掀开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的一页。
来源:《中国西藏网》;发布时间:2024年05月23日
作者:车明怀
毛泽东主席与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四)引领西藏各族人民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讲道:“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对于西藏人民而言,毛泽东主席又是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主要决策者。
1949年,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西柏坡与斯大林特使米高扬会谈时,第一次谈到西藏的解放问题,到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毛主席一系列高瞻远瞩的“进军西藏、经营西藏”决策部署,为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和后期实行民主改革、民族区域自治指明了方向。重温毛主席对西藏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解读中国共产党解放西藏、经营西藏、建设西藏的厚重历史,感受毛主席作为第一代领导核心浸润于西藏大地长留人民心中的深恩厚泽。
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和西藏建设事业,引领西藏各族人民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民主改革的胜利,推动了西藏社会的进步,劳动人民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当家做了主人。但西藏农牧区还很落后,农牧民刚刚摆脱了封建农奴制度的束缚,生活上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对此,毛主席非常关心,指示西藏要稳定个体所有制,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
1961年1月23日,毛主席在同班禅谈话时进一步指出:“现在只搞互助组不搞合作社,搞互助组,发展生产,使农牧民安定下来,生活得到改善”“西藏社会制度经过改革,从封建农奴制度改变成了农民个体所有制,要安定一个时期”。4月21日中央下达了《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央指出:“今后西藏工作必须采取稳定发展的方针,从今年算起,五年以内不搞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合作社(连试点也不搞),更不搞人民公社,集中力量把民主革命搞彻底,让劳动人民的个体所有制稳定下来,让农(牧)民的经济得到发展,让翻了身的农奴群众确实尝到民主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党中央、毛主席非常关心西藏群众的生产生活,为了扶持贫苦农牧民更好地发展生产,中央人民政府加大了扶持西藏农牧业的力度,同时动员全国各地支援西藏各类生活,建设物资。从1959年到1964年,国家共发放了847万元无息和低息的农牧业贷款。其中包括种子、口粮4000多万斤,放贷耕牛1.8万多头,其他牲畜3500多头,羊1.3万多只,农具10万多件,制造农牧业生产工具的钢材95吨。同时,人民政府还组织了以盐粮交换为中心的农牧产品交换活动。1961年冬季,牧区出动了13万头牦牛,驮载盐、碱、酥油、羊毛、肉类等土畜产品到农区交换粮食。1962年的农牧产品交换比1961年的规模还大,仅湖盐就有上千万公斤,交换了大批农牧产品和生活用品,有力地促进了全区农牧业生产的发展。
至1965年8月,国家直接供给西藏农牧民粮食1650多万公斤,调进各类农具140万件套,发放种子上千万市斤。同时,调拨大批科学文化设备,帮助自治区、各地(市)和部分县建立科研机构、农业试验场、农业技术推广站等。同时还动员内地省市调拨物资支援西藏。这些措施促进了当地生产的发展,增强了农业生产发展的活力。从民主改革到1965年初,在国家扶助下发展生产的户数占全区总数的三分之一。
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成立,党中央、毛主席派出了中央代表团前来祝贺。代表团包括中央各部门、27个省市自治区、16个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代表共76人,于8月29日到达拉萨,受到拉萨各族各界隆重热烈欢迎。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一批农奴和奴隶出身的代表参加会议并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选举出人民满意的领导人,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西藏自治区成立前夕,国务院拔下专款,西藏工委和筹委会动员拉萨市党政军民一齐努力,在拉萨新建了劳动人民文化宫、西藏革命展览馆、人民百货商店、人民路饭店、第二招待所等一批标志性建筑。在没有碎石机的条件下,拉萨市委动员全体机关干部和市民参加砸石块、运土方的会战,修筑了西藏第一条用柏油铺设的人民路。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关心下,西藏从稳定发展到自治区成立,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广大劳动人民不满足于这些成就,希望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965年8月发出了《关于在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复示》,同意西藏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引领西藏人民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又经过10多年的努力,到1975年末,西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其后两年又进行了复查和补充。
从稳定发展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毛主席始终关注着西藏的发展,关心西藏的建设事业。在稳定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国家加大了西藏现代工业、能源、交通、建材、手工业等建设的力度。
在基础工业和轻工、建材方面。1960年3月,拉萨机械修配厂开始筹建,1961年开始担负起西藏地方的机械修理和农业机械配件的制造任务,还生产了其他工农业机械产品。其后,西藏电机厂也在拉萨建成,1971年开始试产和陆续生产小型电机。西藏地方的轻工业和建材结合西藏的实际,在兄弟省区的支援下,建起了一批小型、中型轻工业企业,主要涉及木材、食品、造纸、轻纺、塑料、玻璃、皮革等。
在能源方面。1960年,中央人民政府帮助西藏建起了装机容量7500千瓦的纳金电站,这是西藏地方电力工业规模建设的开始。此后,很快形成了兴建水电站的热潮,先后修建了八一、雪卡、昌都、拉萨西郊梯级电站和献多、日喀则、塘河、沃卡水电站。1976年,拉萨又建成了1.2万千瓦的燃油凝汽式发电厂,并建成了35千伏的高压输电线路。至1970年代中后期,西藏全区人均拥有装机容量已经达到48瓦,已高出当时全国人均装机水平。
在交通运输业方面。分段建成拉萨至日喀则、江孜至亚东公路,建成黑河至噶大克、黑河至昌都、拉孜至普兰等公路。先后修通了中尼、滇藏公路,修建了贡嘎机场;建成了拉萨大桥、曲水大桥、尼洋河大桥、岗嘎大桥、扎木大桥等一批标志性工程。1972年,从格尔木至拉萨的输油管道建成,解决了西藏长期以卡车运油的历史。随着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商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到1976年,全区建立的国营商业机构、网点已遍布全区各地,广大农牧区分别建立了供销社和小型的商店,初步形成了以国营商业为主,农牧区集市为补充的商业网点。商业的繁荣活跃了农牧区经济,初步改善了农牧民生活。
西藏的教育文化和卫生等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到自治区成立时,全区有公办、民办小学1822所,教职工2475名,学生66781名;有中学4所,教职工123名,学生1059名;1所中等师范学校,教职工110名,学生465名;在位于陕西咸阳的西藏公学基础上,1965年创办了拥有教职工703名、学生2251名的西藏第一所高校西藏民族学院。到社会主义改造结束时,全区发展到高校4所,中专22所,普通中学46所,公办、民办小学6410所。
自治区成立时,全区医疗机构发展到193个,已经是民主改革前的三倍多,卫生人员增加到2947人,为民主改革前的3.7倍。到社会主义改造结束时,各类医疗机构增加到817个,卫生技术人员增加到6000多人,其中1000多人来自内地发达省市的医生成为医疗战线的骨干力量。
自治区成立时,全区已建立专业文艺团体和电影放映单位133个,地方和军队的文艺工作者们创作和演出了大批反映现实生活的优秀节目。风靡全国的《洗衣歌》《逛新城》《丰收之夜》等优秀歌舞节目,许多歌唱家、艺术家、作家脱颖而出。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时还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以藏族演员为主,反映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电影《农奴》和话剧《不准出生的人》,以及反映藏汉民族团结历史的话剧《文成公主》等在北京、拉萨、上海等地巡回演出,毛主席、周总理、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演出,在全国引起了很大轰动。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电影放映机构增加到613个。文学艺术工作者深入群众,乌兰牧骑式的文艺宣传队在农牧区发展起来。同时,文化戏剧与全国交流增多,京剧、豫剧、川剧、晋剧纷纷引入区内,与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藏戏交相辉映,大放异彩。1976年8月,西藏电视台筹备组成立,西藏引进了首批黑白电视。
1972年,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自治区发出《加强重点文物古迹单位保护维修的通知》,开始进行大昭寺、布达拉宫等重点古迹的维修,1976年8月,西藏出台了《禁止文物出口的意见》。这一时期,西藏人民出版社成立,新华印刷厂也在兄弟省市的帮助下在拉萨落成,一批先进的设备陆续安装,使西藏报刊、书籍的印刷水平得到了明显地提升。
毛主席非常重视和关心民族干部的培养和成长,早在解放初期,毛主席就说,“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1961年,他在与班禅的谈话时说:“我现在非常高兴,西藏有好几千青年干部,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岁左右,这是好事,是很好的事。西藏人中不仅要有行政干部,还要有文教、医疗、宗教等各方面的干部,而且还要有科学技术干部。”在毛主席的关心下,西藏民族干部迅速成长。民主改革后,人民群众广泛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通过各级政权普选甚至“豆选”的形式选举自己信得过的干部,许多农奴、奴隶出身的干部被送到西藏公学、中央民族学院培养,到自治区正式成立前夕,西藏全区藏族和其它少数民族干部已达16000余名,其中1000余名分别担任了县以上的各级领导职务。乡级干部全是藏族,区级干部90%以上是藏族。
随着稳定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向前推进,西藏经济、文化教育、科技需要大量的干部。经过培养和传帮带,西藏成长起第一批工、农、林、牧、交通运输、工程建筑、金融商贸、医疗卫生、教育、文艺、气象、邮电、新闻、公安等领域的民族干部和职工。
无论是党政干部还是教育、卫生、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干部职工,大多数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而且是从平叛斗争、民主改革、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和社会主义改造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有很高的政治觉悟,他们热爱祖国,有坚定的党性;密切联系群众,有很强的工作能力,是党的宝贵财富。藏族干部和工人队伍的成长和壮大,为西藏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
1974年,鉴于西藏教育、医疗等亟需支持帮助的情况,毛主席委托周恩来总理指示有关部门协调相关省市继续支援西藏。为落实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上海、江苏、湖北、湖南、辽宁、河南、四川等8省市和国务院各部委先后派出了上千名教师和医务工作者支援西藏,许多教师、医生来自于内地名牌高校和著名的医院,他们通过传帮带的形式,为西藏培养了大批教师和医生。1976年,内地相关省市又向西藏派出了一千五百多名党政、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干部及科技人员,这些人员在其后的改革开放中成为西藏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
1975年9月,是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的日子,党中央、毛主席派出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慰问西藏干部群众和驻藏部队。
正是因为毛主席对西藏工作、对西藏人民无微不至的关心关怀,使西藏人民对毛主席产生了发自肺腑的感情。他们用“毛主席呀派人来,雪山点头笑,彩云把路开……”的真心歌唱来表达对毛主席的热爱。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溘然长逝,西藏各族人民处于深深悲痛中。对于长期遭受封建农奴制度束缚、剥削、压迫,忍饥挨饿,无家可言的人来说,挣脱锁链、获得自由,吃上饱饭,有一个完整温暖的家是他们最大的梦想,而为他们实现这个梦想的就是党中央、毛主席。在之后的许多年里,西藏各族人民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毛主席的深深怀念。
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给西藏带来了一个平等的时代,如果没有西藏的和平解放与民主改革,社会最底层的农奴就不可能有今日的人身自由,而西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变化。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毛主席在西藏人民的心目中依旧伟大。他给予西藏各族人民的深恩厚泽永远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蚀。
我们纪念毛主席,就是要倍加珍惜西藏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和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倍加珍惜新时代我们正在辛勤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毛主席开创、几代领导人持之以恒、为之奋斗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奋力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的西藏篇章。
来源:《中国西藏网》;发布时间:2024年05月24日
作者:车明怀